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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平均降幅达60.1%******

　　本报记者张敏

　　1月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经调整，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3个药品被调出目录。本次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其中西药1586种，中成药1381种；中药饮片未作调整，仍为892种。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药品价格变化备受资本市场关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1%。

　　其中，阿兹夫定片医保支付价格为11.58元/片(3mg规格)。而阿兹夫定片用于治疗新冠的规格为1mg。根据药物差比价规则，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片降价约35%，医保支付价格由此前的270元/瓶(35片，1mg规格)降至175元/瓶左右。(备注：阿兹夫定片有2个适应症“HIV-1感染”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其中，“HIV-1感染”的挂网价为626.06元/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挂网价为270元/瓶)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表示，从患者负担情况来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900亿元。

　　中国药品价格

　　成为全球“洼地”

　　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已连续5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618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

　　黄心宇介绍，五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谈判准入等方式，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格，患者的负担明显减轻，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显著提高。

　　“在诸多治疗领域，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洼地’，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2018年至2022年，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分别为56.7%、60.7%、50.6%、61.7%、60.1%，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2022年我们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因为价格较高，不能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问题，引导企业以竞价的方式自主降低价格，换取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机会。”黄心宇介绍。

　　据初步统计，到2022年底，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累计报销达到3.6亿人次，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649亿元，平均报销比例达69%左右。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的因素，2019年至2022年的4年间，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4600亿元。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晶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五年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惠民成效，其中基于药物经济性评价的价值购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药品价值有两个核心要素构成，一个核心要素是患者的治疗结果。用了这个药之后，患者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健康收益，如何测量？第二个核心要素是药品在治疗的全生命周期下花费的医疗费用。因此，我们要最大化地提升患者的健康收益，最小化可能消耗的医疗费用。”吴晶向记者解释道，通过以相同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健康产出的价值购买，药物经济性评价旨在基于证据判断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

　　多款明星产品无缘医保

　　医保基金要用在刀刃上

　　2022年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新冠口服药物、天价药CAR-T产品能否顺利进入备受市场关注。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式将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而辉瑞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因报价高，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对此，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延续了目录外新冠治疗用药的临时报销政策，先行支付至2023年3月31日，此后将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对于Paxlovid无缘进入医保目录，该相关人士表示，“国家医保局已经展示出非常大的诚意，但是按照企业的报价计算，将对医保基金形成较大压力。”

　　除新冠口服药物外，天价药CAR-T疗法产品能否进入也是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焦点。

　　去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复星凯特定价达120万元的CAR-T疗法阿基仑赛备受市场关注，不过最后无缘医保目录。今年国产CAR-T产品已增至两款，分别是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从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初审结果来看，只有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进入名单。

　　1月18日，记者在国家医保局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今年最终仍未有CAR-T疗法产品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高价药，目前主要指的是在我国年治疗费用超过100万的药品。高价药进入医保目录目前存在争议，我国的医保是基本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其偿付水平有限，要考虑医保支付的公平性原则。所以医保费用支出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

　　创新药加速进入医保目录

　　多家公司发布“喜报”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

　　“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83.3%，高于整体的谈判成功率。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其中有23个药品是2022年当年上市、当年被纳入目录。”黄心宇向记者介绍。

　　1月18日，再鼎医药、亚盛医药等多家公司发布“喜报”，公布自家创新产品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进展。

　　谈及通过医保目录调整的方式促进我国创新药发展，吴晶向记者表示：“当我们强调以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时，其实是在引导企业的研发方向。从药品结构来看，我国的仿制药居多，但创新药的数量在增加，政策在引导国内药物研发趋向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

　　“国家医保局践行以价值为基础的谈判理念，会用价格杠杆引导创新药企业瞄准最有价值的药。最有价值的药，即药品解决了过去药品解决不了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当创新药能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获得较高的价格。所以药品价格根据价值来定，就使得很多企业转型去做创新药。”吴晶向记者表示。（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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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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