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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花清瘟有三种剂型 该如何选择？******

　　连花清瘟自2005年获批上市以来，由于其广谱抗病毒、抑菌抗炎、退热止咳化痰以及调节免疫、提高抗病康复力的特点，一直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感冒、流感等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基于连花清瘟的确切疗效，2020年4月连花清瘟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治疗。

　　如今“连花清瘟”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当消费者去药店购买连花清瘟时，很多人却常常被一个问题问住——要什么剂型的？

　　很多人知道连花清瘟，也有不少人家中常备连花清瘟，但知道连花清瘟有三种剂型的人似乎不多。2020版《中国药典》收录了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瘟颗粒和连花清瘟片，这也正是市面上在售的连花清瘟的三种剂型。这三种剂型有何差别？需要之际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或家人的剂型？

　　组方功效相同，剂型各有优势

　　实际上，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剂、片剂都是常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病的中成药，三种剂型组方、功效及主治都一样，且三者均为口服用药，即全部为经胃肠道给药剂型。

　　连花清瘟的主要成分是金银花、连翘、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作用，适用于感冒、流感症见发热或高热、恶寒、肌肉酸痛、咽干咽痛、身体乏力、舌红苔黄或黄腻等症状者。

　　那么，目前市面在售的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剂、片剂，三者在制作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胶囊剂是将药物有效成分填装在空心硬质胶囊中或密封于弹性软质胶囊中而制成的固体制剂。胶囊剂型不仅可以掩盖药物不良气味，更是隔绝了药物与外界水分、空气、光线的接触，从而提高了药物稳定性。因有了胶囊来隔绝外界，可更方便地控制胶囊在胃肠道中分散、分解、溶出和吸收起效的时间，使药物剂型做到了延缓释放和定位释放的目的。

　　颗粒剂作为一种常用中药口服固体剂型，是指使用原料药和适宜的辅料混合制成的呈现为干燥颗粒状的制剂，在使用时加温开水溶解，搅拌均匀后温度适宜即可口服。颗粒剂的工艺延续了传统中药汤剂的特点，所谓“汤者，荡也”，对病邪有扫荡之势，可知其来势勇猛、见效快捷。中药颗粒剂在保持了汤剂吸收快、显效迅速等优点的同时，又克服了汤药服前需临时煎煮、耗时费力、久存易变质等不足。

　　片剂是将药物原料与辅料等进行粉碎，造粒，干燥，再用压片机制成片状，最后在外层形成一层膜衣；也有不需要造粒和干燥，直接压成片剂者。连花清瘟片剂属于薄膜衣片类，使用了一种高分子物料作为片剂的衣膜，该方法应用广泛。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使药物理化性质更加稳定，在遇到空气、光线和水分时不易分解、变质，以此来保证药物质量与药效；二是可以掩盖部分中药的苦味或刺激性气味；三是有些药物遇胃酸易被破坏，需包肠溶衣。片剂覆盖一层膜之后，加入固定的食用色素包上颜色衣，则便于识别，可以防止误服。

　　如何选择连花清瘟剂型

　　如果单纯以起效速度而言，颗粒剂具有吸收快、显效迅速的特点。此外，一些吞咽功能不好或服药依从性差的人群，如儿童、老年人以及有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等，出于服药时的安全性考虑，建议选用颗粒剂。但是颗粒剂在使用前需要用温开水调匀冲服，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只能选择其他剂型。另外颗粒剂在保存上不如胶囊和片剂方便，当有出差或旅游出行需求时，建议选择胶囊剂或片剂，使用时更为方便。

　　在知悉上述剂型各自优势以及患者自身状况的情况下，连花清瘟三种剂型的选择也应结合患者的用药顺应性而定，“怎么舒服怎么来”，以用药后症状得以缓解且没有其余不适为度，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必拘泥。

　　在服用连花清瘟期间，应忌吸烟、饮酒，避免进食烧烤、火锅、麻辣烫、巧克力等辛辣、滋腻的食物，也不要贪凉饮冷，以免损伤中焦脾胃之阳气。为避免邪气留于体内，不宜在服用连花清瘟的同时，再服用人参、鹿茸、枸杞等滋补类中药或中成药。

　　连花清瘟虽是家中常备治疗感冒、流感的成药，但有严重的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或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前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避免药物联用出现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当出现发热等不适时，应及时去医院就诊或上报社区，在医师指导下对症用药。（李妍）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