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新社北京1月28日电 题:隋文静 韩聪:我愿俯身,为你架起一座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北京冬奥会之后的这一年,隋文静和韩聪暂时告别了赛场,没有参加新赛季的任何大赛。这是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过去十几年,决战奥运是作为运动员日复一日艰辛拼搏的动力,尤其在悉数斩获了四大洲锦标赛、大奖赛、世锦赛的冠军后,奥运金牌更是成了最大的心结。2010年,申雪和赵宏博在温哥华冬奥会登上最高领奖台后,宣布退役。从这一刻起,隋文静和韩聪就成为中国在双人滑项目上新的希望。
必然走到2022年的路
这块金牌,隋文静和韩聪等了15年。
自2007年牵手搭档开始,迅速地以惊艳之姿闪耀国际赛场:2009年,首次参加青年组大奖赛便凭借四战全胜的成绩拿下总决赛冠军;2010年,两人在世青赛也顺利摘得桂冠,并于其后两年连续卫冕,完成三连冠壮举;升入成年组后,又在首次亮相的2012年四大洲锦标赛上夺魁,同时以201.83分的成绩成为中国双人滑史上第三对跨过200分大关的组合。
然而隐患也在悄然间暗暗埋下。尽管隋文静和韩聪拥有过人天赋,却也存在着一个难以回避的天然缺陷。韩聪的个头并不高,无法与隋文静形成充分的身高差。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托举高抛和空中转体技术动作,除了韩聪需要加倍训练力量,隋文静也必须做到比其他女运动员更高的抛跳高度——这意味着她的脚踝、膝盖以及脊柱要承受更大压力。因此2013年时,隋文静患上了骨骺炎。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就这样擦肩而过,那是这对组合职业生涯第一次陷入灰暗之中。
但失落没有停驻太久,两人就又投入了训练,朝向平昌重新出发。启程往平昌的半个多月前,隋文静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世界就是这样,当你勇敢去追梦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只是命运的脚步并未沿着期待的轨迹行进。短节目排名第一,在自由滑决赛中意外地出现了两个跳跃失误,最终以0.43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颁奖仪式上,隋文静的眼眶里始终含着打转的泪水。
平昌冬奥会领奖台上隋文静在韩聪怀中哭泣。崔楠 摄平昌归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隋文静经常会在睡梦中哭起来。韩聪没有这样哭过,面对失利的痛苦,他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默默忍受。回忆起那些日子,韩聪至今仍旧难以平静:“输的话,差几分都行。就差0.43分,挺不甘心的,明明距离胜利这么近,一步之遥,然后这一步就要差出四年来。”
四年,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更何况下一个四年,韩聪将年满三十,不再是属于运动员的巅峰年华。
但别无选择。在韩聪看来,“北京冬奥会毕竟是家门口的比赛,这个路必然得走到2022年。”
于是短暂的调整与恢复之后,隋文静和韩聪又回到了赛场。不断突破着极限的边界,不仅在四大洲锦标赛和世锦赛上捍卫着自己的荣誉,还第一次拿下了大奖赛总决赛的金牌。
2022年2月19日,冬奥会双人滑冠军之战打响,这是花滑项目在这届奥运赛场的最后一场对决,也是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夺金点。这一次,隋文静和韩聪没有再让金牌旁落,以一套近乎完美的动作,获得239.88的总分,刷新了双人滑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与此同时,这块终于填补了职业生涯最后空白的金牌,也让两人成为双人滑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满贯组合。
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后手举五星红旗滑行。崔楠 摄成为彼此的桥
这场夺冠之战,隋文静又哭了。那天,两人的冰上舞蹈在一个彼此交缠的拥抱中结束,音乐声止息的一瞬,她顺势枕在了韩聪肩上,双目紧缩,猛烈抽泣。
这支让隋文静沉浸其中的舞蹈,讲述了她与韩聪携手成长的故事。舞蹈的配乐最初是韩聪选的,当时在编舞师劳瑞·妮可的家里听到一首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的曲子,顿时便喜欢上了。
这的确是一首不一样的曲子。2017年,两人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伴着它起舞,便收获了世界冠军。那之前的一年,隋文静刚刚经历了脚踝外侧副韧带重建和肌腱复位手术,右脚的软骨被全部摘除,双脚打了钢钉,在床上躺了近三个月。
当时她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盘旋:以后还能不能滑冰?类似的问号也打在了韩聪心里:“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也不想滑了。让我重新选择(搭档)重新开始的话,太难了。”
一个人的日子里,韩聪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训练,然后陪着隋文静等待康复,又陪着她从站立、走路开始一点点恢复肌肉力量直至完全回归冰场。“我像桥一样,支撑她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韩聪说。
这支舞蹈的故事没有句点,它在四年后续写出了一段几近相同又互为呼应的续章。2020年,韩聪的髋关节在承受经年伤患之后不堪重负,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独自训练的人换成了隋文静。不过有了之前的分别与重聚,这一次她的信心要大得多,她知道韩聪一定可以回到自己身边。
2021年的大奖赛温哥华站,隋文静和韩聪第二次在这段旋律中翩然起舞。不同于世锦赛版本,劳瑞特意在这回的音乐中加入了女声版本,同时对动作进行重新编排。由此,这支舞蹈原本单线的叙述变成了复调故事,喻示着两人互为对方的桥,起起落落,相携相持。
北京冬奥会是两人第三次表演《忧愁河上的金桥》,在一年前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属于两个人的故事扩写成了一则献给全世界的寓言。韩聪告诉记者,这一次想通过奥运的窗口传递一份信念:“在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架起一座桥梁。”隋文静也说:“我们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温暖,可以成为世界的桥梁。”
隋文静(左)、韩聪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比赛中。毛建军 摄值得期待的未知
即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伤痛和荣耀,如今的两个人仍旧存在着一些分歧。就像韩聪当下正陷于迷茫,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再去挑战的动力和意义,隋文静却心气昂扬地认为:“人生不只有滑冰这一件事,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做。人生的长度我们不知道多长,但边界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于是,隋文静忍不住对记者“吐槽”了一番:“我心疼我自己,太累了。两个人是一个整体,他的状态我一定能感觉到,如何让齿轮能够转动,其实我费了非常大的心。”不过紧接着,她便又说:“虽然很累,但最后还是很开心。”在心底里,她其实和韩聪一样,都觉得彼此能一起走到今天是幸运的。
然而再优秀的运动员终有退役的一天,如今的隋文静和韩聪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有可能随时来临的结局。关于未来,目前还没有明确计划,与日俱增的年龄和纠缠多年的伤病让其无法确定征战下一届奥运会的可能性。不过有一点已经想好了,只要国家需要,就会坚持,如若不然,亦将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安排。
“没有人能陪你走一辈子,人生就是这样。能陪彼此走完非常重要的一段,就非常幸运也很幸福了。”隋文静说:“未来的路上,谁能陪伴我继续往前走是一个未知,但这种未知也是值得期待的,不是吗?”同样,韩聪也说:“今后的日子,我还是脱离不开花滑,如果小隋继续想当编导的话,我们在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交集。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再发展一些新的故事,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对不对?”
在各自的回答中,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用一个问号作结。这是向自己发出的反问,或许也是为彼此许下的一份承诺与愿景。(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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