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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深耕“试验田” 打造新生态******

深耕“试验田” 打造新生态

——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牢记嘱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12月12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江苏产研院”）与世界顶尖的先进材料公司德国肖特集团，在苏州高新区签署“全球创新伙伴”合作备忘录。双方将通过“全球创新伙伴”合作平台，在开放创新体系内寻找更多应用场景，打破特种玻璃和先进材料的技术边界，推动材料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科技进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调研。在同科技人员交谈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要深入推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同产业无缝对接，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八年来，江苏产研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持续为江苏产业发展供给技术”的建院初心和“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使命责任，在深化改革方面大胆探索，初步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生态。截至目前，江苏产研院在先进材料、能源环保、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五大领域布局建设了72家专业研究所，与江苏省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共建了243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拥有各类研发人员超过12000人，累计衍生孵化1200多家科技型企业，转化6200多项科技成果，服务企业累计超过2万家。

　　2020年，江苏产研院正式搬入南京江北新区，在这片欣欣向荣的国家级新区的土地上，开启事业的新征程。日前，光明日报调研组一行前往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苏州相城区、中以常州创新园等地开展深入调研，梳理总结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举措与成效。

科研人员小心放置超大样品进行断口观察。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提供

　　技术需求“引上来” 创新成果“落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根治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顽疾开出了好‘药方’。”江苏产研院院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认为，企业愿意掏钱来解决的技术需求才叫“真需求”。江苏产研院与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成立联合创新中心，并调用研究所科研力量或海内外大学合作伙伴的资源帮助对接解决。

　　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是首个由中以两国政府签约共建的创新示范园区。在常州创新园，调研组从一件医疗器械研发中感受到江苏产研院作为“桥梁”的重要性。“腔镜吻合器技术壁垒较高，市场主要由外资品牌主导。我们想开发一款多功能腔镜吻合器，却没有创新思路。”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合创新研发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宇欣说道。2021年，江苏产研院与华森医疗共建医疗联合创新中心，成功对接以色列创新机构，达成了“一次性使用腔镜下多功能通用型吻合器”技术研发合作，现已开发出全新一代吻合器并完成了样品落地。这款产品更贴近临床，有助于提高手术安全性，且更适合中国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吻合器市场被外资品牌主导的局面。

　　江苏产研院目前累计共建243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挖掘技术需求1043项，企业意向出资金额36亿元。通过专业化方式提炼、分析和论证企业技术需求，江苏产研院把“企业语言”转化为研发机构看得懂、可以做的“科研语言”，同时依托研发载体、重大项目公司、项目经理团队、海内外战略合作机构和省研发型企业等创新资源，协助企业达成技术合作406项，合同总额超过12亿元。

　　刘庆表示，产业技术创新不是无指向的自由探索，江苏产研院通过把行业技术需求“引上来”，让创新成果和项目“落下去”，实现全球创新资源与关键技术需求有效对接。

　　在江苏产研院展厅的展柜中，有十几片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它们看起来并不起眼，可是意义重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呼吸机一度成为紧缺医疗物资。呼吸机用压力和压差传感器是呼吸机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相关传感器芯片长期受制于海外巨头企业，面临较大断供风险。为此，集萃集成电路创新中心设立“呼吸机用传感器国产化联合攻关”项目，以揭榜挂帅和定向任务结合的方式实施，经过近14个月的努力，完成了呼吸机用传感器芯片的研发，并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在需求提出企业鱼跃医疗同类呼吸机中批量应用，成功解决呼吸机用传感器芯片国产化替代问题。

科研人员对试验样品进行纳米加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提供

　　在调研中，调研组注意到比较医学研究所研发的“斑点鼠计划——引领基因敲除小鼠模型产品化新时代”。目前，研究所基因工程小鼠资源库模型创制能力超过6000例/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鼠品系总量突破2.2万例，资源保有量位居全球第一。

　　据介绍，比较医学研究所是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高翔团队与江苏产研院和南京生物医药谷共同合作的研究载体，于2018年9月按照江苏产研院的“多方共建、多元投入、混合所有、团队为主”研究所建设模式建立而成。2022年4月25日，比较医学研究所于科创板上市，成为江苏产研院体系首家上市的专业研发载体。

　　“比较医学研究所的成功上市，得益于‘团队控股、轻资产运行’的专业研究所建设运营模式。”刘庆介绍，所谓“团队控股”，是由地方园区提供研发场所和设备，团队、地方园区和江苏产研院共同现金出资，组建团队控股的轻资产研究所运营公司，研发收益归运营公司所有，增值收益按股权分配。

　　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江苏产研院不断探索体制机制的创新。“2017年以来，我们探索‘拨投结合’模式，就是要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护航。”刘庆介绍，“拨投结合”就是依托财政资金支持，先以科技项目立项拨发资金，帮助团队承担早期研发风险，在项目进展到可以进行市场融资时，再将前期的项目资金按市场价格调整为投资。目前该模式已支持了约50个填补国内空白的重大项目，其中10多个项目已经得到社会资本的认可。

　　编织一张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巨网”

　　江苏产研院一楼大厅内，一张“研发载体分布图”引人注目：13个设区的市、72家研发载体，涵盖信息技术、先进材料、制造装备、生物医药和能源环保等领域。在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推动下，江苏产研院正编织起一张引领江苏新兴产业发展的“巨网”。这张网下，是万名科研人员的铺路筑桥、协同攻关。

科研人员为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提供

　　“这块‘试验田’的首要目标，是集聚专业研究所和重大集成创新平台。”刘庆告诉记者，江苏产研院主营业务之一就是集聚创新科技力量搭建科研与产业间的桥梁，建设全新体制的专业研究所。江苏产研院创新提出与各类产学研主体共同建设新型研发机构，通过“合同科研”等改革举措，力求科研“顶天”、服务“立地”。江苏产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管理团队面向全球招聘，不设行政级别……这种“既非政府机构又非事业单位，既非高校院所也非成果转化中心”的模式，也被业内戏称为“四不像”。

　　调研组来到苏州相城区的江苏集萃微纳自动化系统与装备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介绍，研究所核心团队控股超过60%。通过深化“团队控股”模式运用，以研究所占小股、核心团队占大股的形式孵化企业，衍生了一批在市场上初露锋芒的明星企业。2021年，6家产业化子公司累计融资达7900万元，累计估值达7亿元，实现融资额与估值额双超预期。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江苏产研院致力于探索“聚才、用才、励才、育才”的有效机制，形成了一座从产业基础人才、研发骨干人才，到产业领军人才、顶尖人才的集萃人才体系“金字塔”。自2015年开始选聘项目经理以来，江苏产研院共聘请246位领军人才担任项目经理，其中国内外院士20余人，并以才引才，由项目经理集聚超过1000位高层次人才。建设“集萃大学”，培养未来人才，与70余家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建立合作，以产业真需求、技术真难题作为培养课题，坚持“项目制”“多平台”“双导师”“全过程”的培养机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高校是创新的源泉，但企业创新需求与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江苏产研院副院长郜军表示，“为产业提供技术创新支持和技术服务，本身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2019年，江苏产研院启动了与国内高校开展产教融合联合培养集萃研究生工作。与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先后共建集萃学院，有力推动了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通过人才培养带动产学研用对接合作。近三年共联合培养集萃研究生5000余名。既解决了产业技术需求和人才需求，又促进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西浦－集萃学院创立一年多来，最大的突破点在于真正走出了一条产学研融合的道路，让硕博研究生的培养与企业的研发、技术的创新、长三角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副校长、西浦－集萃学院执行院长马飞表示，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许多科研项目都需要学生拥有交叉学科背景，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专业贯通性，“‘集萃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方式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凝练行业中的科学问题，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从而成为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

位于江苏苏州相城区的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提供

　　构建以江苏产研院为战略资源“策源地”，院地合作平台为创新服务“根据地”的区域合作新格局。产研院全力服务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巩固深化与南京、苏州合作绩效，持续深化与无锡、常州等地合作，不断开拓与苏中、苏北地区合作，实现省内13个地级市合作全覆盖。

　　“5年多来，6家与江苏产研院共建的研究所（研究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相继成立，涉及先进材料平台、催化材料、自动化系统与装备、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精密仪器和有机功能材料等领域，累计引进衍生孵化企业62家，总营收累计近4.9亿元，总税收累计近2500万元。”苏州高铁新城管委会副主任王海峰表示，自从与江苏产研院开展合作，通过高科技资源导入，逐渐推动高铁新城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据介绍，苏州高铁新城与江苏产研院的合作秉承“研发作为产业、技术作为商品、公司化运作、市场化机制”的创新发展理念，坚持合作共赢、收益共享的原则，加速了顶尖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集聚。

　　江苏产研院还联合南京大学与盐城共建水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实现了高校、地方优势资源互补，并为南大提供成果转化平台，强化科技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该所副所长王津南表示，自组建以来，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一同攻克了精细化工行业氯化钠废盐资源化集成技术研发、高效厌氧反应器研制及推广应用等难题，帮助地方政府及企业解决了化工园区综合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及河流生态修复等重大需求。

　　在昆山，江苏产研院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升级促进中心”建设，启动首期规模1亿元的引导资金池；在常州，与常州市人民政府、武进区人民政府共建中以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宿迁，与泗洪县共建省产研院产业技术转化基地和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在泰州，与市政府合作建设泰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助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人才集聚。

　　为科技和产业创新探索新路径、打造新样板

　　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苏“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江苏产研院在新型研发机构运行、科技产业对接、提炼企业需求、提升科研人员收益等领域成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践，塑造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营造了高效率、有活力的产业创新生态，为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探索了“江苏路径”，打造了“江苏样板”。“先投后股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科教融合培养产业创新人才”两项改革举措，已成功入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年度任务清单”。

　　在全国首次提出“团队控股、轻资产运行”的专业研究所建设运营模式。该模式让团队既拥有研究所的运营权，还拥有研究所成果的所有权、转让权和收益权，极大激发了团队积极性。这一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彻底解决了事业单位经营业务受限、知识产权权属不清和单位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着力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初步建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项目经理制有助于吸引产业领军人才创业。实行项目经理制，赋予项目经理组建研发团队、决定技术路线、支配使用经费的充分自主权。同时派专人服务项目经理团队，提供专业化的市场调研、商业模式论证以及项目落地资源对接等服务，帮助项目经理完善团队结构、明确首批研发项目等。以项目经理为核心，同时辅助市场运营，真正实现了专业研发与市场开发的有益结合。

　　市场化运作有助于构建科技创新金融生态。利用财政给予的产业技术研发专项资金，助力研发载体通过市场化运作引进创新资源。其成立全资子公司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功能定位是配合江苏产研院的战略目标，构建科技创新金融生态。参股江苏产研院建设的重大集成创新平台和研究所运营公司，参股江苏产研院孵化的具有行业颠覆性、前瞻性或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创业企业，助力江苏产研院体系内重大集成创新平台和研究所建设公共研发平台、专业孵化器、天使投资基金“三位一体”的创新微生态。通过海外全资子公司参股北美、欧洲、以色列等海外孵化器平台，以资本为纽带为江苏产研院引进各类创新资源。市场化运作，有助于形成科技创新金融生态体系，促进资金、信息、技术在主体之间流动与循环，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

　　针对性合作有助于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格局。产业技术研究最终需要服务于地方，地方的差异性决定了合作的差异性。江苏省内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类型不同，对技术、产业的需求有很强的需求但差异较大。江苏产研院针对不同区域的产业形成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已实现与省内13个地级市合作全覆盖，基本形成了一市一重点、一区一特色、一园一产业区域协同创新格局。

　　开放性视野有助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2021年，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江苏产研院作为核心力量参与了创新中心的建设，推动创新资源实现更大范围流动。立足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等优势，致力于成为促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目前，江苏产研院体制机制创新经验正走出江苏，将“三省一市”在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转变成长三角科技创新的整体优势，探索建立一体化高效管理运行模式，为整个长三角地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支撑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成员：光明日报记者苏雁、见习记者李健，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所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助理研究员查婷俊）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0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